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 雷蕴含
实证三星堆青铜器使用髹漆彩绘工艺之前，人们通常认为成都漆艺的源头在金沙遗址。
出土于金沙遗址的嵌玉片漆木器，在不足巴掌大小的漆器上，镶嵌着几十枚玉、石片，工艺之精细，让人过目难忘。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公开资料介绍，这件漆木器的表面雕刻有兽面纹饰，以白色薄玉片和绿松石片镶嵌图案，以朱砂调漆勾勒轮廓，色彩丰富、层次分明，展示出“百宝嵌”工艺的雏形。这是目前成都地区发现的最早使用镶嵌工艺的漆器。另一件出土于同一个遗迹坑的木胎虎头漆器，身上也残存着黑色的漆痕以及红色的朱砂痕迹。
嵌玉片漆木器（图据金沙遗址博物馆官方微博）
无独有偶，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髹漆彩绘，同样也是黑色和红色两种。这只是巧合，还是另有说法？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站博士后刘百舸与成都漆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尹利萍合作，共同开展了一场关于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实验。通过实际的操作，他们复刻了青铜器上黑红交替5层、每层仅有50微米的髹漆彩绘，并且对于古蜀工匠的这一技艺，有了更多角度的认识。
三星堆人趋向用色彩装饰特定种类青铜器
据刘百舸介绍，这些有着髹漆彩绘的青铜器，在K2、K3、K7、K8都有分布；以K3为代表来看：“这些有彩绘的青铜器在整个青铜器数量中占比不算多，但是在特定的器类上，比如说K3的人头像和面具，带彩绘的占比超过了一半。”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面具（图据受访者）
在髹漆彩绘的色彩分布方面，红色的髹漆彩绘常见于青铜器表面细密纹饰的凹槽里，例如饕餮纹、云纹的凹槽，也出现在青铜神树的花瓣上；而黑色则多见于青铜人像和青铜面具，涂抹在人物的眉毛眼睛头发等部位，也用来绘制一些特殊的图案和符号，具有像生和象征的双重意义。“我们可以理解为在某些特定种类的青铜器上，三星堆人趋向于用这些色彩进行装饰。”刘百舸说。
商周跪坐人像上的红色彩绘（图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这样的彩绘装饰，在与三星堆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中也有发现。在金沙出土的眼形器上，也有用黑色颜料彩绘出某些特定的图案。“我们知道，眼形器是古蜀文明的一种特殊的器类，可能与古蜀人的崇拜有关。在眼形器上彩绘的表现手法，我们推测应该是有特别的动机和内涵。”刘百舸说。
串联起成都漆艺的发展历史
而相比于三星堆，金沙的彩绘所应用的媒介更加广泛。除了上述的青铜器眼形器和漆木器外，金沙遗址出土的石器上也有彩绘的痕迹。例如圆头圆脑的石蛇上，就有黑色和红色颜料的涂绘；石虎的口内、嘴上、耳间等部位，也涂抹了加入了朱砂的红色颜料；还有石跪坐人像的面部和身体上，同样也有红色颜料的痕迹。即便是经历了上千年的时光，这些红色依旧鲜艳。
商周石虎（图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这样的彩绘行为并不是古蜀文明中独有的表达，但是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彩绘，依旧具有独特之处。“在容器的细密纹饰上填彩，在中原的二里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并且一直延续到了春秋时期。”刘百舸说，“但是用髹漆彩绘的方式来做主体性的装饰，比如说给三星堆青铜凤鸟绘制羽毛、眼睛这样的行为，多见于战国以后，以秦汉时期的青铜器为主，与古蜀文明时期年代跨度相当大，在同时期中原或者是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器上，目前尚未发现类似案例。”在他看来，这可以理解为古蜀文明的特性之一。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凤鸟（图据受访者）
成都漆艺出品的漆器，大都以黑色和红色为底色。在“三雕一刻”的“炫技”之外，素髹的黑色漆器，沉如深夜，触手温润，泛着如玉一般的光泽；红色的漆器更不是浮于表面的艳色，而是透着匠人一遍一遍上漆、打磨形成的醇厚。从三星堆青铜器上的髹漆彩绘，到金沙遗址中的彩绘和漆木器，到成都商业街船棺葬群出土的漆床、漆豆、漆案等生活用品，再到汉代马王堆出土的、烙有“成市草”的漆器，如今，传承千年的成都漆艺又有了新的历史可以追溯。
我们还不知道，古蜀文明的两处代表性遗址所出土的那些涂抹了黑色、红色彩绘的器物，是否就是成都漆艺的源头，但是关于三星堆青铜器髹漆彩绘的新发现，倒是为理解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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